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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，那里面有名堂”总理皱起眉头说：“什么内部价格呀，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，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。” 　　“街上没有。”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。 　　“有就买，没有就不买，干吗非买不可？”总理指指小卖部，“搞了　查看全文

周恩来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，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他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所做的“大量基础性、开拓性的工作”，为今天海峡两岸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

　　一、努力探索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

　　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提法，出现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。这是我党根据当时国际和两岸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。随着《朝鲜停战协议》和《印度支那停战协议》的签订，远东的紧张局势开始趋向缓和；这时中国大陆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“三大改造”，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，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；1954年底美蒋签订“共同防御条约”，提升了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；1955年1月下旬，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《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》，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，使用美国部队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进攻；为反对美国划峡而治，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，蒋介石坚守金门和马祖，国共双方在“一个中国”的立场上存在共识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和党中央经过审慎考虑，权衡利弊后，毅然决定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。1955年4月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布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，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。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，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。”此后，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先后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对台和平政策，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。

　　1956年1月下旬，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，他号召：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，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，同祖国人民一起，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。6月下旬，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，他代表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、原则与实现的可能性、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，作了系统说明。他强调：“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，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，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，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。”他重申：“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，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，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，都本着‘爱国一家’的原则，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，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。”1956年7月中旬，周恩来先后三次同曹聚仁（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）谈话。周恩来指出：“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，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，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，这都是事实。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?台湾是内政问题，爱国一家，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?”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。

　　对于周恩来的这一系列表示，蒋介石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，于1957年4月，决定派台湾“立法委员”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暗访北京，探听消息。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宋宜山，并安排统战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。李维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，代表中共方面就两岸统一问题提出以下方案：由国共两党通过对等商谈，实现和平统一；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，实行高度自治；台湾的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，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，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，不容许干涉中国内政。这一方案对两岸统一后台湾的社会地位等，都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设计。宋宜山将他与周恩来、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及其在大陆上的见闻写成一份1.5万字的报告送呈蒋介石。遗憾的是，1957年10月，国民党八大拒绝了中共的和平建议。

　　60年代初，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上述和平统一方案的精神概括为“一纲四目”。“一纲”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。“四目”包括：台湾回归祖国后，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，当地军政大权、人事安排等“悉委于”蒋介石，由蒋介石安排；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，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；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，等到时机成熟后，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；双方互约不派特务，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。由此可见，“一纲”，实际上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；“四目”，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。“一纲四目”的政策为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【博主注：在网上找到了这篇周秉德引用的散文，因原文篇幅太长，有删节。】

 

一是死不留灰。

    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。总理去世的时候，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，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，“四人帮”集团正自鸣得意，中国上空乌云压城，百姓肚里愁肠千结。人们噙着泪水，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，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，她居然不脱帽鞠躬，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：江青脱掉帽子!过了几天，报上公布了总理遗体到火化的消息，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。一月十五日追悼会结束，当晚，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，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，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，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，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，也许就是这一撒，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，贯通天地。

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。一解放，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，以节约耕地，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。你看一座上，不就是存灰为记吗?历史上有多少名人，死后即使无尸，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。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，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，一支钢笔。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，有个引子啊。

    没有灰，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，也就没有碑和墓，欲哭无泪，欲祭无碑，魂兮何在，无限相思寄何处?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、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，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。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：“士穷乃见节义”，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，都成了千古名言。明代张溥著名的《五人墓碑记》“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”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。就是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，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。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，有的说是总理英明，见“四人帮”猖狂，政局反复，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；有的说是总理节俭，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。但我想，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。生时鞠躬尽瘁，死后不留麻烦。他是一个只讲奉献，献完转身就走的人，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。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。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忠君”，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“僭越”式的悼念，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。

 

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，并不是在中国，而是在日本。周恩来的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，而是在他的家乡。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，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《雨中岚山》。

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。

    中国人习惯续家谱，重出身，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。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，却攀了个皇族之后，被尊为皇叔，刘备率一批文臣武将，就捧着这块招牌，三分天下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纪念古人也有三：故居、墓地、后人，后人为大。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，但对世人来说，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，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。人们尊其后，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。这是一种纪念，一种传扬。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，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，赎回生者的遗憾。

 

总理并不脱俗，也不寡情。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搜求烈士遗孤，安排抚养。他常说：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?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、蔡和森、苏兆征、张太雷、赵世炎、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受教育，并亲自与斯大林谈判，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：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，不上前线(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，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)。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。总理何等苦心，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。

 

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，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，但是以总理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。

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。

    千百年来，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。在某些人看来，官就是显赫的地位，就是特殊的享受，就是人上人，就是福中福。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。在外交、公务场合他是官，而在生活中，在内心深处，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。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，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，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，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。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，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。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，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，每天起床，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，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。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。总理在国内办公时，他一坐到桌旁，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。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，一直住了二十五年。这是座老平房，又湿又暗，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，总理都不准维修。终于有一次，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，总理回京，发现房已维修，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，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(含旧窗帘)全部换回来，否则就不回去住。工作人员只得从命。一次，总理在杭州出差，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，到京时被他发现，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，并命令折价寄钱去。一次，总理在洛阳视察，见到一册碑帖，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，见没带钱，就摇摇头走了。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，伯父的坟迁移，他不能回去，先派弟弟去，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，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。

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。

    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，闹独立，闹分裂，篡权的话，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好的条件。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，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。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。

 

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，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，是中央三人团(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)成员之一；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书记、军委副主席、红军总政委。在遵义会议上，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、李德争吵，把毛泽东请了回来。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。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，是个实力派。有枪就要权，不给权就翻脸，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。红军总算统一，得以顺利北进，扎根陕北。

 

第二次是“大跃进”和三年困难时期。一九五七年年底，冒进情绪明显抬头，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陈云等提出反冒进，毛泽东大怒，说不是冒进，是跃进，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，甚至说到党的分裂。周恩来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，几乎逢会就检讨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保住党的团结，保住一批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，留得青山在，为党渡危机。而在他修订规划时，又小心地坚持原则，实事求是。他藏而不露地将“十五年赶上英国”，改为“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”，加了九个字。将“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”一句删去了“或者更短的时间内”八个字。一年以后，经济凋敝，毛泽东说：国难思良将，家贫思贤妻，搞经济还得靠恩来、陈云，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。

 

第三次是“文革”中，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。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。

 

第四次，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，但“四人帮”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。“四人帮”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。当时主席病重，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，他生命延缓一分钟，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。癌症折磨得他消瘦、发烧，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，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、麻醉药都不起作用。但是他忍着，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，党的希望就多一分。因为人民正在觉醒，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。他已到弥留之际，当他清醒过来时，对身边的人员说：“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，中央让我活几天，我就活几天!”

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，直到晚年，他立党为公，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。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”周公只不过是“一饭三吐哺”，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，“一次输液三拔针”啊。如此忧国，如此竭诚，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?

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。

    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。上海工人起义，“八一”起义，万里长征，三大战役，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；地下特科斗争，国统区长驻虎穴，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；解放后政治工作、经济工作、文化工作，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；“文化革命”中上下周旋，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。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，直到临终，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，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如果计算工作量，他真正是党内之最。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，据资料统计，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，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；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；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；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。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。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，两个半月，日常工作外，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，外事活动五十四次，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。他像一头牛，只知道负重，没完没了地受苦，有时还要受气。一九三四年，因为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，红军丢了苏区，血染湘江，长征北上。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，他既要负失败之责，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。一九三八年，他右臂受伤，两次治疗不愈，只好远走苏联。医生说为了彻底好，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。他却说时局危急，不能长离国内，只短住了六个月。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。而林彪也是治病，也是这个时局，却在苏联从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。

 

“文化革命”中，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。红卫兵要揪斗陈毅，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，最后震怒道：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，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!这时国家已经瘫痪，全国除少数造反派许多人都成了逍遥派，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苦撑派，一个苦命人。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，放不下，走不开。每天无休止地接见，无休止地调解。饭都来不及吃，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。“文革”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。他周围的战友，副总理、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，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，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。他连这种“休息”的机会也得不到啊。全国到处点火，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，这真是命运的捉弄。大厦将倾，只留下一根大柱。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，已经出现裂纹，但他还是咬牙苦撑。由于他的自我牺牲，他的厚道宽容，他的任劳任怨，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，每一次进退两难，都离不开他。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，稳定时局，但许多时候，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，或者替罪的羔羊。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，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，多苦、多难、多累、多险的活，都由他去顶。

    一九五七年年底，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，周恩来提出反冒进。毛泽东大怒，连续开会发脾气：“你不是反冒进吗?我是反反冒进的。” 周恩来一次次地检查，毛不满意。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完检讨，并委婉地请求辞职。结论是不许辞。哀莫大于心死，苦莫大于心苦，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。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，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。

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言。

    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。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，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。奸佞之徒江青、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。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，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。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，气若游丝，而“四人帮”又乘危乱国，叶帅心乱如麻，老泪纵横。一日，他取来一叠白纸，对病房值班人员说，总理一生顾全大局，严守机密，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，死前肯定有话要说，你们要随时记下。但总理去世后，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。

    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?当然不是，在会场上，在向领袖汇报时，在对“四人帮”斗争时，在与同志谈心时，该说的都说过了，他觉得不该说的，平时不多说一字，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。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，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，又同是中央高干，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，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。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。一半是公家的人，党的人，一半是他自己。他也有家私，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，绝不相混。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，但也不敢因私犯公。他们两人，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，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；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，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。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。

 

诗言志，为说心里话而写。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，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《雨中岚山》。皖南事变骤起，他愤怒地以诗惩敌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。”但解放后，他除了公文报告，却很少有诗。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?没有。工作人员回忆，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，用毛笔写在信笺上，反复改。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，碎碎的，投入纸篓，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。除了工作，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，他不愿再表白什么，留下什么。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《多余的话》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，然后昂然就义，舍身成仁。坦白是一种崇高。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。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”，本来就无我，我复何言哉?不必再说，又是一种崇高。

    周恩来的六个“大无”，说到底是一个无私。总理在甩脱自我，真正实现“大无”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“大有”。有大智、大勇、大才和大貌--那种倾城倾国，倾倒联合国的风貌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。

    他爱心博大，覆盖国家、人民和整个世界。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，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、厚厚的爱心。

 

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，在重庆，在南京，在北平。到最后，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，投向了中共。只有团长张治中说，别人可以留下，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。周却坚决挽留，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(张学良)，这次不能重演悲剧，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。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，温暖了多少人，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。宋美龄连问蒋介石，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。至于他对人民的爱，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，更是如雨润田，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。曾任党的总书记、犯过“左”倾路线错误的博古，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“颠覆”下台的，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，在重庆，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：“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，但未必有一个私敌。”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。当周恩来去世时，无论东方西方，同声悲泣，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，许多愁。

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，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。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，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，挤成了油，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，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。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，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。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，“文革”后期他托出邓小平。作为两代领袖，毛邓之功炳彪史册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“无”。

 

 

 

【博主注:一万个人眼睛里有一万个周恩来。本人在

 这里最欣赏的是周恩来的第六无－－“去不留言”。

 他毕生忍辱负重，临终亦不多言，真君子，真坦荡，

 真强者。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以到网上查原文全文。】

周恩来去世后，遵其遗嘱，遗体火化，不保留骨灰，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。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上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，即著名的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。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。仅仅几天时间，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。

1976年4月5日，为中国农历清明节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，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，声讨“四人帮”，称为“四·五”。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的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“反革命事件”。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，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，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并称“四五运动”，该活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。同年10月6日，、叶剑英、李先念、汪东兴等中共元老发动怀仁堂事变，兵不血刃，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。

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着。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，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各类纪念活动。

周恩来谈家世

1898 年 3 月 5 日（农历二月十三日），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城内驸马巷家中

    对于绍兴老家，周恩来有着很深的感情，他说过：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，生在浙江绍兴。按中国的传统习惯，籍贯从祖代算起，因此，我绍兴社会除劳动者（农民、手工业者）外，中上层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，一种是商人，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。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。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，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，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。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，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。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。

    对少年周恩来的性格影响最大的人，是他的生母和嗣母。周恩来曾经说过：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，为人善良。叔母即嗣母陈氏，是受过教育的女子，在我 5 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，如《天雨花》、《再生缘》等唱词。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，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。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，因此，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。

    周恩来后来回忆在万家私塾读书的日子时说：从 8 岁到 10 岁我已开始读小说。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《西游记》，后来又读了《镜花缘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。

摘要：周恩来(1898～1976)，字翔宇，曾用名伍豪等，浙江绍兴人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外交家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。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，留学日本。1919年回国。五四运动中，在天津组织觉悟社，从事反帝、反封建的革命活动。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，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。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、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。1924年回国。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直担任政府总理，兼任过外交部长，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主席。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，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，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，第八届、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。　查看全文

摘要：1976年1月8日9时57分，周总理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了，噩耗传来，群山为之肃立，大海为之哭泣，亿万人民悲痛欲绝，泪水洒遍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。首都人民不顾一月的严寒，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总理的思念，和周总理做最后的告别，是世界最大的、自发参与人数最多的悼念活动，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象万把钢刀穿心裂腑，哀乐低回，天地同泣…………　查看全文

摘要：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，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。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，周恩来总理别无其他进账。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，大体有这样几项：伙食费、党费、房租费、订阅报纸费、零用费(购买生活用品)，特支：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、捐赠费。　查看全文

摘要：周恩来在邢台地震灾区（爱民如子）　查看全文

摘要：　　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，共做大小手术13次，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。只要身体尚能支持，他仍继续坚持工作。这一时期，他除了批阅、处理一些文件外，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，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，会见外宾63批，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，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，出医院开会20次，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。 　　那么，在周恩来估计到自己的生命“还有半年的时间”后，他又做了些什么呢?　查看全文